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发展

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等概念得到更普遍的认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加强。（注：在发布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世界发展报告》的十几年以后，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报告》。）问题不在于经济增加是否重要。经济增加无疑很是重要，由于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前提。可是，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一样重要，由于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情况的不断改善。
　　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可是，另外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非同义语，二者之间不具备彻底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异，二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很多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每每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异，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代表，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情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做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若是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每每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本身远为富裕的国家。在亚洲，经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获得普遍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创建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社会发展变更趋势，探讨这些变更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认可，判断社会发展不如判断经济增加那么一目了然，缘由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加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前后走上市场化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创建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从新安排，引发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入变化。因为各国初始条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一样特色，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别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截然不同，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加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加率，相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前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得到了连续几年的增加势头，另外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尤为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一样方向的变更。这些指标一般表如今如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代表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一般表现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我的储蓄等。(2)能力指标，代表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相当重要，由于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一般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愈来愈依靠经过教育得到知识和技能，所以，广泛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更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等，这些虽然是我的行为，但整体变更趋势每每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将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为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更大致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冒天启主笔，朱玲、罗德明副主笔：《经济转轨与社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高速增加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长，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全部指标都获得改善，例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婴儿死亡率，提升入学率。应该认可，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彻底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更，不管在中国仍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不上经济增加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整体而言，仍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小。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大量人口脱贫具备世界意义。过去一二十年间，包括很多转轨经济在内，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小，而是在增长。在这种状况下，若是没有东亚一些国家尤为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小，整个世界的反贫困成绩无疑更加逊色。转轨开始的最初几年，中亚和东中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福利情况急剧恶化。经济下滑越剧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降低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贫困，使各国在必定时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所谓“过渡性贫困”问题。物质条件的恶化还致使教育、医疗等领域资源萎缩，影响人口社会能力的提升。因为经济降低持续时间较短，或者因为政府采起了某些补救措施减轻冲击，一些国家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但另外一些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大大降低，尤为男性人口，由此形成的人口数量减小不亚于一场战争。尽管各国状况不一样，但总的说来，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遭受的严重挫折，或者说市场转轨的代价之高，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转轨国家人口福利的变化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排名继续上升。在中亚和东中欧，经济转轨带来的损失使大部分国家排名大幅度降低，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1990年以来降低了20个名次，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降低了30多个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排名有所上升。
　　总的说来，上述人口福利指标的变更与经济发展情况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加的做用是决定性的，假定人口数量必定，经济增加扩大了财富总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资源，从而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另外一方面，人均或总体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所有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掩盖了社会现实，由于现实中生活着的是具备性别、年龄等特色和各类社会属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经济增加可否最大限度地为全社会分享，可否转化为相应的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都会在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这些关系自己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情况

　　固然，这种排名受各类因素的影响，包括归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所以，未必彻底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当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倒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致使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发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做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创建结束了转轨国家彻底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当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余市场经济国家同样，经济增加可以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没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加速度至关迅速，吸取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愈来愈成为致使城市贫困的重要缘由。 　　市场化过程为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乞丐、×××、吸毒者、童工、流浪者等这些绝迹多年的人群从新出现。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面临更多的生存和安全问题。因为他们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边缘地带，更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牺牲品，他们的生存方式又每每使之游离于正式的社会组织和传统的家庭网络以外，从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保护。在转轨国家，边缘人群的存在呈现永久化趋势。边缘人群的从新生成以及包括更大量生活贫困、就业困难者在内的所谓“弱势群体”的出现，最直观地反映了体制转轨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后果。 　　固然，在各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类变化，这类发展一般被认为具备积极意义。例如，很多转轨国家在创建政治选举制度方面迈出一大步，同时，全部国家在我的自由方面都变得更加宽松，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若是把这些发展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话，那么，这些进步显然与社会领域发生的其余负面变化并行不悖，它们可否在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尤为是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积极做用还有待观察。 　　　　体制转轨和政策 　　经验代表，转轨过程当中经济发展好坏对人口基本福利情况具备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人均收入、预期寿命、消除贫困等方面。这彷佛进一步证实，人文社会发展的停滞或倒退是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而较快的经济增加对人民福利带来积极影响。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由于只有后者才决定经济增加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人文社会发展的进步。事实上，人们仍在探索，什么样的经济增加才能真正惠及社会各阶层，例如在理论界，经济增加可否为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好处依然是没有结论的问题，尤为是在经济增加可否改善穷人生存的问题上。注：2000年，世界银行发表一篇研究文章：《增加有利于穷人》，标题指明的这个结论引发了很是大的争议，反对和同意的意见莫衷一是，例如，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平等基础上的增加才有利于穷人。这些争论虽然加深了人们对增加和贫困之间关系的认识，但问题自己并无解决，有待进一步研究。 　　转轨国家的经验代表，经济业绩对某些人文社会发展指标的影响比对另外一些更直接、更重要，而在另外一些领域，相对经济业绩彷佛并不发挥做用，例如，各国广泛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加重并不依赖经济是否增加。事实上，决定这些领域变化的不是增加自己而是增加的政治经济学，即受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政策制约的增加模式。只有在适当的体制和政策配合下，经济增加才能从人文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转化为充分条件。 　　不难看出，转轨过程当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显然与体制转变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经过计划配置资源，社会发展归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各国都创建了全国性福利制度。因为计划经济比较强调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分配，同时注重采起相应的政策和福利措施实现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承诺，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余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得以扩大，从而在必定的资源条件下，得到了更大或“超前”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随着市场体制的创建，计划体制中致使人类社会“超前”发展的条件已经改变，原来的一套作法显然不可能继续下去。市场机制既有引起竞争、刺激经济发展的一面，同时具备分化社会、扩大贫富差距的内在冲动。一方面，在转轨国家中，因为种种缘由，市场机制刺激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各国表现不一，很多国家仍在等待它带来“奇迹”；另外一方面，市场机制的社会分化功能却已经表露无遗，处处造成了不平等扩大的新局面。 　　扩大的不平等不只反映在收入差距上，并且反映在影响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其余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转轨过程当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的变更，都或多或少地与不平等情况联系在一块儿，例如，在犯罪这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仍不难找到贫富差距或不平等的影子。 　　在市场体制下，既然市场机制自己具备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倾向，而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那么，依靠市场运做自己就不会改变这种局面。加以矫正的力量只能主要来自社会、来自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实践代表，在创建市场体制的过程当中，在必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政策和福利体制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重要做用。例如在中亚和东中欧国家，人口福利情况一度出现大幅度倒退或停滞，除了因为经济不景气、政府采起措施削减福利开支以外，国家从福利责任中有意识地全面后退也是一个重要缘由。事实上，甚至在经济增加的转轨国家，政府也不一样程度地减小了在提供、管理甚至协调社会福利和保护措施中的做用。 　　国家从社会领域的全面退却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原来彻底依靠国家预算支持的学校、医疗机构和其余福利机构面临很大困难。国家经费不足致使教育和医疗服务体系迅速衰落或者服务质量降低。非国有社会服务部门虽然有所发展，但不管就覆盖面仍是做用而言，都难以取代原有的社会服务网络，而因为服务价格昂贵，尤为无助于维持或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因为社会服务部门在这些国家一般属于低工资部门，国家退出进一步扩大了与其余部门 　　国家预算减小对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通常来讲，原有的福利体制对国家预算的依赖越大，影响就越大。可是，两种体制切换的机制仍然是重要的，在经济一样出现大幅降低的地方，一些国家的福利情况相对好于另外一些国家，缘由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削减福利方面采起更为谨慎的作法，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尽量地维持原有体制下的保障措施，从而避免了人类发展可能遭到的更大损失。 　　可是，整体来看，在创建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转轨国家的社会政策广泛落后于经济和体制变化，于是，不管各国经济业绩如何不一样，各国人口所享有的福利保障都不一样程度地呈现一减再减的趋势。在中国和越南，农村社会安全网随集体体制一道解体以后，很长时间未能创建起替代机制，广大农村人口长期缺少任何形式的社会福利保障和保护。福利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正是致使人类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滞后或未能跟上经济增加步伐的重要缘由。 　　转轨的教训告诉咱们，在创建市场体制的过程当中，国家做用的从新限定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若是政府在福利领域无所做为或者主要着眼于削减国家福利支出，把社会发展问题长期置于经济目标以后，而期望经济增加或市场机制自动提供解决办法，要维持和扩大人类进步成果是很是困难或不可能的。社会领域的改革应该增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做用，政府即便不扮演社会福利唯一或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也应该承担起推进和协调福利体系发展的主要责任。 　　总之，若是转轨过程当中的社会政策着眼于削减福利和社会保护，或者主要着眼于推向市场，而不是努力创建覆盖面更广、更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加强能力的平等权利，这些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结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社会大变革，涉及利益的从新分配，注定会引发种种矛盾、断裂，甚至形成剧烈社会震荡。在转轨国家中，比较成功的如中国和越南，因取得了长足经济增加而减轻了转轨可能带来消极后果，但即便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和经济增加也并无提供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答案。 　　以上讨论指出，虽然经济增加为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福利的改善创造了物质条件，但社会发展并不能随着经济的增加而自动地水涨船高，由于把经济增加转化为社会发展须要一系列条件，包括经济社会体制、经济增加模式、社会政策等，而在政府主导的转轨过程当中，决定政策导向的发展思路发挥很大做用。 　　目前，转轨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如何保持经济增加，二是如何克服收入不平等扩大问题，后者已经愈来愈成为这些国家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不平等的迅速扩大，与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个主导思路有关，那就是发展经济、效率优先的思路，平等每每至多被放在“兼顾”的位置上。这种思路相信，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促进经济增加和效率。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储蓄致使增加，认为因为富人比穷人具备更强的储蓄边际倾向，收入分配结构向富人倾斜将提升储蓄率，从而致使经济迅速和持续增加。历史代表，没有社会力量的能动做用，收入不平等历来不会随人均收入的提升自动减小。政策制定者应该抛弃这种想法，即一个国家可以依靠经济的进一步增加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或者政府可以等待必定的时机来面对这个问题。（注：在中国，咱们经常听到：虽然基尼系数迅速上升代表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但并无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不能对所谓“社会承受能力”作出科学判断的状况下，这种说法是彻底缺少依据的，做为指导政策的思路多是危险的。）解决贫富差距的难度很是大，任务很是艰巨。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消除甚至缩小不平等历来就是最困难、最棘手的难题之一，除非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国家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把扭转不平等扩大的趋势、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做为一个紧迫任务提到政府的议程上来，采起必要措施，积极有效地推行矫正政策，并准备为此进行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无疑，对转轨国家来讲，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收入不平等是一个新的课题，即便决心已定，方向明确，也仍然须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借鉴各国成功经验，才有但愿取得实质性进展。 　　说到底，全部这些讨论涉及一个根本问题：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不管是体制转轨仍是经济增加，只有表现为促进人口福利的改善、推进社会全面发展才有意义。创建市场经济自己，或者经济增加自己，都只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才能创建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从而肯定政策优先，把维持和不断扩大人类社会领域的成就放到与经济发展一样重要的位置上，矫正市场运做形成的误差，实现改革向社会允诺的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