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攻击：科学家们正面着文化战争

时间 202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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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科学分析都能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学家尼尔·弗格森开发的COVID-19模型却做到了。该模型对不控制病毒传播的死亡率的严峻预测，影响了英国、美国甚至是全世界对于采取严格封锁措施的决定。

如今，有关控制这种大流行的争论已经赤裸裸地被政治化了，科学家们已成为个人污蔑和诽谤的目标，甚至皇家学会的负责人也表示抗议，格森被选出来并不奇怪。

5月10日，《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由科学作家马特·雷德利与英国政治家戴维斯共同撰写的评论弗格森的文章。5月15日，数据科学家克里斯·冯·塞法尔韦对弗格森模型的攻击出现在《城市杂志》的网站上，该杂志是曼哈顿偏右翼的出版物。

雷德利/戴维斯攻击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隐藏在看似科学的外表下，其实完全缺乏科学严谨性。商人议员戴维斯想为自己的无知找人背书，但实际上雷德利一直是动物学家，以及《经济学人》的科学编辑。

尼尔•弗格森对意大利伦巴第不断蔓延的疫情感到震惊，并对形势的紧迫性做出了回应，他使用了自己13年前创建的一个流行病模型，即2005年在泰国爆发的禽流感模型。

今年3月16日,他向英国政府提交了长达20页的报告，指出英国在3个月内死亡人数可能达到约51万人,除非英国政府群体免疫的方法，这个基于先前经验的模型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根据弗格森的模型，隔离疑似病例，但不采取其他措施，将导致约25万人死亡，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将不堪重负。

弗格森的模型符合现实吗？3月21日，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83例，死亡194例；意大利死亡4032例。5月18日，英国有243695例确诊病例和34636例官方死亡病例，但超额死亡率数据强烈表明死亡人数被严重低估。

截至4月24日，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超额死亡人数（高于同期的年平均水平）就高达38499人，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27222人。这还是英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措施的情况。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弗格森的模型，它都给出了合理的预测——完全在新模型给出的概率范围内，也完全在英国自3月以来收集的证据范围内。而在对弗格森的批评中，雷德利从瑞典带来了一些荒谬的推测，但没有处理人均死亡人数，而该数值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最高的。

与弗格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理论流行病学教授苏内特拉古普塔博士领导的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在3月24日发表了一份预印本，表明英国约50%的人口已经接触过这种病毒。这是一个荒唐的过高估计，从那天以来确诊感染和死亡人数的稳步攀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如果预印本的模型是精确的，那么在4月1日之后，英国的新增感染病例应该开始稳步下降，新增死亡病例最迟在4月15日就会开始下降——即使没有任何抑制或缓解措施。然而截至5月中旬，尽管实施了封锁，但这些数字仍没有稳步下降。

事实上，新的研究表明，只有3.8%的英国人感染了SARS-Cov2病毒。一篇论文甚至得出结论，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死亡人数可能会高于弗格森模型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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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利和戴维斯忽略了许多有类似预测的其他模型，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弗格森，并且忽视了其他突出的政治事实：3月20日星期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致电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并威胁要关闭法英边界，除非约翰逊立即采取措施抗击COVID-19疫情。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一事实迫使“不情愿”的约翰逊采取行动，似乎比弗格森的流行病学模型更为紧迫。

英国政府正在失去公众的信任，邻国采取了隔离措施而自己的国家却没有。最后的事实似乎让内阁惊慌失措，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正如马克龙的威胁那样。

科学家肖恩·罗宾逊正在研究冠状病毒的治疗方法 | 图源：GettyImages

科学建模：固有的不完美性，重要的信息性

为流行病建模对于预测需求和制定应对需求的政策至关重要。世界上第一个流行病模型是由18世纪著名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为天花创建的。

对于政府和卫生系统来说，提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至关重要。一个医院、一个医疗系统、一个国家必须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供应，可能会发生什么短缺，如果选择任何特定的应对措施，有多少人可能会死亡。

但只有将结果付诸行动时，模型才有帮助。在这一点上，英国政府的表现很糟糕。创建流行病的计算机模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有关人们如何互动的数据，并考虑各种社会因素。

对于一组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他们通常会以之前的工作为基础。弗格森采用他多年前创建的模型并没有什么不对。他的研究结果完全符合其他著名模型的范围，最重要的是符合现实。

然而，雷德利和戴维斯攻击弗格森在流行病学建模方面的结果，却没有注意到更新的模型显示了类似的死亡范围。他们还传播桃色丑闻，以嘲笑弗格森“浪漫的爱情幽会”作为开场（他违法隔离规定会见已婚情人）。

但弗格森未能遵循自己的建议并不意味着他的模型是错误的。在所有人当中，处在雷德利那个位置却批评他人的个人缺点并不合适。2007年，在英国议员指责他损害了英国银行业的声誉后，他不得不辞去北岩银行董事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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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冯·塞法尔韦的抨击以这句话结尾：“就像苏格拉底可能会说的，未经检验的模型不值得信任”，这至少比雷德利的更成熟。但和雷德利一样，冯·塞法尔韦也没有说明3月初事态的紧迫性。

他也没有注意到，弗格森的预测完全在其他模型的范围内，而且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基本相符。他也不承认任何复杂的模型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员来创建。

在冯·塞法尔韦的Twitter自传中，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名专门研究蝙蝠传播疾病的病毒学家，或者是一名流行病学家。然而，他的学术记录显示，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或生物学的正规教育，更不用说流行病学或病毒学的分支学科了。

他唯一的正规教育似乎是数据科学。他声称自己曾写过一些关于特定病毒及其流行病学的论文，也声称所有这些论文“目前都是保密的”。

这两次失败的尝试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两者均未提出任何替代模型。是的，必须检查模型，尤其是当模型影响公共政策时。但是对弗格森模型的研究，应该承认他在紧急情况下尽了最大努力，而且他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死亡人数的证实。

显然，批评家们正在使用弗格森作为攻击封锁措施和其他隔离措施的代表，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过于严格。

同时，同样的批评者也忽略了可避免的悲剧。“悲剧”是流行病学中超额死亡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术语。截至5月20日，德国确诊COVID-19死亡人数为8090，而英国为35341，德国人口众多，直到4月中旬，尽管确诊病例仍在增加，但德国尽早采取了一致的实际行动，将死亡率控制在英国的四分之一以下。

这比弗格森模型中的任何缺陷都要严重得多。

因为一些荒唐的原因抨击科学家的成果是不可理喻的，而这件事不仅仅发生在弗格森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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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组：齐欣、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