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做无大师

在上海举行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研讨会上，北京学者张清华一语惊四座——当代文学：有大做无大师？

　　“若是把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的文学和五四之后三十年的现代文学作下比较，咱们会发现现代文学有伟大的做家但几乎没有伟大的做品，而当代文学虽然几乎没有伟大的做家但却出现了伟大的做品。”在4月11日上海市做协举行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的发言在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争论：当代文学是否已产生经典？

　　新文学自诞生以来，迄今已走过了三个三十年。五四之后的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三十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三十年，被认为是“红色文学”的三十年；1978年改革开放到如今是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对第一个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评论界和读者已给予了充分确定。而对如何评价第三个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却并未达成共识。整体而言，贬低的声音更大一些。

　　研讨会争议焦点在于新时期文学是否已产生经典做品。“咱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评价低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试图为新时期文学正名。在他看来，新时期三十年，已经造成了一批经典做品，问题在于哪些做品可纳入“经典”？“什么人可以成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经典做家，每一个人都有本身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文化构成有利于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却也产生文学标准的模糊、多元。目前，很多做家还在不断地推出新做，他们习惯性地在新做中寻找文学制高点，从而下降对旧做和他们所表明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评价的标准。这也给‘经典’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

　　北京张清华表达了和程光炜相似的观点，“我老是担忧，咱们对最近三十年文学的评价太低了。但当代的批评家不敢，也没有勇气说最近三十年，或者至少从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到新世纪初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汉语新文学诞生之后的最辉煌时代。”

　　对程光炜、张清华的观点，有上海学者提出质疑。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反对将新时期文学经典化，“我以为这三十年文学，尤为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确实有不少进化，但也包含一些退化。”“同时做家的概念和文学的概念在不断缩小，如今谈文学就等于小说，做家就等于小说家。这个结果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渐变成一个和不少读者、批评家、学者、知识分子比较隔膜的文学圈子，这个圈子的功能是不断地恫吓读者。”

　　

　　交锋：两个文学时期孰优孰劣？

　　谈论新时期文学离不开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期的分野，评论界对这两个文学时期的做品孰优孰劣的争论从未停息过。在张清华看来，新文学以来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出现90年代这么多的重要文本，其显著的标识在于如莫言《丰乳肥臀》这样的做品，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最高级的文学经验，在形式探索和创新上达到了至关的高度。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谈及当下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时，也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多有褒奖。在他看来，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对80年代创建起来的文学秩序的反动，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开始造成一个具备多样性、协调性、互文性、总体性等特色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文学批评逐步朝着自主的、自立的方向发展。相比较而言，80年代的文学批评多服膺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学环境比较单一。

　　与多数评论家回避对两个时期的文学作高下判断不一样，《文汇报》“笔会”主编、评论家刘绪源给80年代的文学以极高的评价。他说：尽管回头看，80年代的文学政治性很强，在文学观念上也没有解放，不少做品比较幼稚，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样幼稚、动乱、高度政治化的状况下，依然产生了一大批好做品。那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文学创做时代。能够绝不夸张地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阿成、史铁生、王安忆、路遥等做家写出了颇有份量的做品。相比之下，90年代之后的文学在摆脱社会学束缚的同时，也远离了现实，做家们在私人化写做和形式的花样翻新中越走越远，文学品质也随之降低。

　　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做家孙甘露则表示，要关注新时期以来被忽略的文学景象。王鸿生表达了与德国汉学家顾彬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全部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考量，不能缺了诗歌这一重要的环节，“新时期汉语小说的成就，整体上低于汉语诗歌。惋惜咱们一直没有很好地研读其中的好做品，更谈不上对这些做品作深刻研究”。

　　

　　共识：文学发展遭遇瓶颈

　　有评论家用“收获多多，问题多多”来形容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认为，新时期文学在取得重要成就之余，也存在很大不足。对此，张清华表示：乡村经验成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做家，贾平凹、张炜、余华、苏童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便在城市生活，也是以乡村经验进行写做。而比他们年轻的那批做家，很多是写城市的，却老是以叛逆的姿态出现，不被归入“精英文学”的范畴。张清华说：“咱们的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底子或者核心经验方式是农业社会的经验。由此，不少做家在试图完成这种经验与书写内容的现代转换的时候，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明显，而这正是危及当代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直言，制约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是语言问题。“要是把最近三十年的文学变化放在百年文学的长廊中加以考察。咱们发现经典性的做家，大部分出如今第一个三十年，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缘由就在于，第一个三十年的文学创做，尚未普通话的规范，而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普通话的语言规范已经成为定式。这使得除王朔等运用普通话游刃有余的少数做家外，多数做家在文学语言叙述上捉襟见肘。”

　　在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吴炫看来，新时期文学在看似多元选择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如何提升原创品格的问题。“若是一个做家只选择一种创做，但却不创建本身对生活和小说的独特理解，那么这样的做品再多，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好文学。”

　　郜元宝则用“总体未必破碎，个体未必发展”来描述新时期三十年文学发展的概况。他说：这些年来中国做家的“发展”或“进化”并不是彻底朝着真正丰富而独特的个性的方向发展。咱们的做家在生活中愈来愈世故，愈来愈智慧，但不多转化为文学的世故和智慧。而咱们的文学发展很快，但文学体制，思惟方式，躲在各类新话语背后的习惯，仍然是旧的，不只没破碎，还在迅速修复，凝固。

　　研讨会以前还举行了“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颁奖仪式。获奖做品已结集成《指甲花开》的做品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