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彼得·冯·门施：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

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   

 

        最先讨论博物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是内乌斯图普尼（Neustupny），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早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群博物馆学家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博物馆业务”。德国学者的讨论延续到1965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举行的首次关于博物馆学理论的研讨会，尽管与会人员没有就此问题达成任何结论（固然这也不是这次研讨会的目的）。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以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该委员会的屡次研讨会就此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1986年，该委员会决定组织一次专题研讨会，以评估博物馆学研究现状1。遗憾的是，这一次专题研讨会的成果一直没有出版，所以也未能对做为学术领域的博物馆学的性质和内容的发展发挥做用。

 

见解的演变

        1965年之后，关于博物馆学内容的认识呈现发散的趋势，而不是浓缩为分野清楚的几个理论学派。有鉴于此，斯特兰斯基（Stransky）不肯使用“研究对象”一词，而用“学科倾向”一词来代替（斯特兰斯基,1983）。更多的研究者试图将这些不一样的倾向系统化，如延森（Jensen），贝内什（Benes），格卢津斯基（Gluzinski），施赖纳（Schreiner），霍夫曼（Hofmann），拉兹贡（Razgon）和斯特兰斯基。1986年5月，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会，对就有关“博物馆学：科学或只是实践工做？”主题提交的论文进行分析。在分析工做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许多文章只是断简残篇，为此，基于这些文章而进行的分析都不是准确的。这些文章或是已发表在别处的完整的理论文章（甚或理论专著）的部分章节，或连载在各类期刊上。另外一个复杂的现象是这些专著或文章所使用的语言，除英语和法语外，还有克罗地亚语、捷克语、荷兰语、德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和俄语。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会议所做的分析确是至关一致的2。研究对象的多样化能够被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其一端是注重实用的机构化倾向，另外一端则是更为抽象的“人与物”的关系（施皮尔鲍尔 1983）。事实上，咱们面对的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的参量构成的系统中的处于不一样层面的抽象概念。鉴于这些倾向都是基于任意选择的参照体系，且没法决定哪个参照体系是正确的，又没法排除与之不一样的概念，为此，它们不是有着明确界定的博物馆学领域，而只是博物馆学中的特定见解。格卢津斯基事实上已对这一讨论做告终论，他认为，一个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从未等同于任何现实（reality）范畴，而是与该现实的特定方面相一致。许多科学可能都与特定的现实范畴有关，但每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倒是这一现实的不一样方面。所以，现实范畴并不能限定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

        全部“博物馆学”都在处理一样的基本现象，换句话说，它们都处在同一学术领域中，只是涵盖的范围或大或小而已，其不一样之处主要在于该学术领域的范畴。这些基本现象包括：天然和文化遗产，涉及这些遗产的保护和传播的活动，组织架构，以及做为一个总体的社会。尽管格卢津斯基的评论涉及到现实与科学学科的关系，但不一样的博物馆学认知意向却肯定地与这些基本现象相关联。这种划分只是对主要的研究倾向的简略区分，这在关于博物馆学研究对象的论著中反映出来。这并非要创造“博物馆学学派”。一些研究者，如德瓦莱（Desvallees）（1987）认为存在着一个“捷克学派”，但这一见解基于对捷克共和国状况的了解不充分，捷克学者内乌斯图普尼、贝内什、耶利内克（Jelinek）和斯特兰斯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一样。正如在其余国家那样，在捷克，博物馆学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我的，而不是依赖于学术团体。

 

物品导向的博物馆学

        一个博物馆学者群体是以“遗产”是最基本现象为基础的。大多数属于这一群体的做者将他们的研究重点局限于博物馆藏品。在博物馆学概念中，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和诠释是核心的和最具特性的博物馆工做，这两项工做存在着不能否认的联系。1965年在布尔诺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布鲁纳（Bruna）从博物馆学的角度将博物馆藏品定义为：“关涉问题的物质，可移动的物品，客观现实的真实部件，它们已失去了原初功能，且这些功能在如今已废弃不用；它们已得到，或正在得到，或将要得到新的功能，而这个新功能将做为它们发展的证据。”相似的见解在1964年在德国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博物馆学纲要》（Entwurf von Thesen zur Museumwissenschaft）一书中也有反映。参照档案学和图书馆学，这一见解建议将博物馆学视为记录科学，其任务是评估、搜集、保存做为原始资料的物品。但这一见解受到激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见解将全部研究课题都从属于一个假定的博物馆学主题。

        布鲁纳的见解源自于20世纪30年代从苏联发展起来的博物馆学理论，这一理论将辩证惟物主义应用于博物馆工做，并认为藏品的使用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施赖纳，1987）。伊尔塞·雅恩（Ilse Jahn）曾提出要将博物馆藏品做为博物馆学的基本内容。但很快她就认识到要将博物馆学与藏品的学术研究更明确地区分开。一个基于从“Sachzeuge”到“museale Sachzeuge”的演变而发生的活动而产生的定义将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雅恩 1981）。在同一本书中，雅恩宣布她的见解改变了。其余一些博物馆学者，如朗（Lang）、舒尔特（Schulte）、魏克斯（Wecks）等人仍然认为博物馆学的主要内容是（博物馆）藏品。以他们为表明的博物馆学观点与历史博物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将博物馆学与科学学科区别开，一些博物馆学学者试图强调博物馆学以藏品的特定方面为基础的认知倾向。所以而涉及的概念是：博物馆性（斯特兰斯基）和文化信息（马罗耶维克）。在一些文章中，对斯特兰斯基提出的“博物馆性”的概念常产生误解，这些误解多集中于博物馆性在多大程度上做为纪录的藏品的属性。形成这一误解的缘由部分是因为斯特兰斯基含混的定义，部分是因为斯特兰斯基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着。最初，在提交1965年布尔诺研讨会的论文中，斯特兰斯基认为博物馆学的主要课题是认识到物品是知识的基原本源。1974年，在介绍布尔诺的Jan E. Purkinju大学博物馆学课程的小册子中，斯特兰斯基描述博物馆学的任务是“察觉和肯定在各个方面最明确反映特定社会价值的纪录”。斯特兰斯基将这种纪录价值称为博物馆性，他对此解释说：“博物馆学的获取知识意向的目标就是博物馆性，它包含在所有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社会功能的关联中。”在一篇讨论收藏的文章中，斯特兰斯基将博物馆性与确实性联系在一块儿：“关于纪录的确实性和博物馆性的概念，咱们必须理解纪录的切实和可察觉的性质，它的信息价值（做为原始信息的来源），而不拘泥于它的本质或特性”（斯特兰斯基 1974）。1980年，斯特兰斯基仍坚持认为博物馆性是“现实的特性”，但他却改变了对博物馆学的定义，“博物馆学的宗旨是科学阐释人对现实的态度（即在获得和保护价值的确实体现中表现出来的特别态度），以及使咱们在博物馆性的历史和社会关联中理解博物馆性”（斯特兰斯基 1980）。随着他关于博物馆学认知意向认识的改变，他关于博物馆性的认识也从价值范畴转变到特定的价值取向。

        斯特兰斯基的博物馆性概念受到施赖纳的强烈批评，施赖纳认为记录价值并非一件物品的属性，只有当这件物品处于特定的、特殊的学术范畴条件下才具备记录价值。施赖纳强调指出，事实上不存在一种价值“an sich”。他认为博物馆性概念会致使资产阶级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环境中，这是致命性的批评。斯特兰斯基被不指名地批评为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尽管如此，即使接受博物馆性概念，据施赖纳的说法，也只能做为博物馆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内什对博物馆性的批评也反映了一样的见解，他认为博物馆性是博物馆区别博物馆藏品与其余人工制品的主要标准，但不能成为博物馆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贝内什 1981）。此外，这一见解彷佛更多地关照个体，而不是关注总体性的社会。不过，贝内什在此后的论著中也倾向于斯特兰斯基的观点（贝内什 1989）。此外，霍夫曼也认为这一见解很重要，但却表述的含混不清（霍夫曼 1983）。

        斯特兰斯基早期关于博物馆性的观点在伊沃·马罗耶维克（Ivo Maroevic）的论著中也有所反应。在谈到斯特兰斯基博物馆性概念时，马罗耶维克认为博物馆性只是博物馆学研究的特定问题之一，他认为：“博物馆学是揭示储存在博物馆性的物质结构中的信息的系统研究。”马罗耶维克将信息区分为两种类型：科学信息与文化信息，科学信息主要肯定科学事实，文化信息主要处理社会条件赋予藏品的价值。据马罗耶维克的见解，学术性学科侧重于科学信息的使用，博物馆学则注重文化信息。

        伴随着从“物”向“价值”的演变，“博物馆藏品”也向“遗产”转变。1982年，托米斯拉夫·绍拉（Tomislav Sola）提出了“遗产学”（heriology）概念，用以创建更为宽泛的博物馆学概念，博物馆学将再也不只是以博物馆为中心，而是要处理人们对所有人类遗产的态度。这一见解赞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遗产的定义，该定义包括了普遍的现象。为此，博物馆学必须考虑与档案管理、图书馆、历史保护等领域创建联系，甚或要将这些领域归入自身体系。这一宽泛的范畴影响了许多功能导向博物馆学倾向的研究人员。斯特兰斯基对绍拉的遗产学概念持批评态度，他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文化遗产的概念，认为这一律念具备强烈的被动涵义。斯特兰斯基强调主动的博物馆记录行为是“人与现实特殊关系”的表达（斯特兰斯基 1984）。

         博物馆学从经验描述阶段向理性综述阶段的变化是与将藏品（收藏）做为文化纪录载体的认识相联系的。从这一认识出发，试图将博物馆学认知意向与博物馆藏品相结合的作法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霍夫曼对此评论说，不只博物馆学与科学学科的关系尚不清楚，甚至博物馆藏品概念也没有明肯定义（霍夫曼 1983）。施赖纳也认为纪录价值老是与至少一个科学学科相联系的（施赖纳 1981），并不存在一个能证实博物馆藏品是博物馆学研究目标的具备广泛性的记录价值。马罗耶维克关于科学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观点支持着施赖纳、雅恩和贝内什的批评意见，根据这一观点博物馆学与科学学科之间并无分歧。

 

功能导向的博物馆学

 拉兹贡将博物馆学定义为“关于博物馆发生与发展的科学研究”，他进一步解释说，总之“博物馆研究课题之一是做为基本信息源的藏品的特性。”之后，拉兹贡再次强调这一见解，“博物馆学研究对象是由确实的物品规定的，……用以实现得到和传播知识的目的”（拉兹贡 1982）。为此，他对博物馆学的定义也做了细微改动，“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藏品的社会科学。”最后，拉兹贡在其撰写的历史博物馆工做手册中关于博物馆学理论的章节中，定义博物馆学是社会科学，是经过博物馆藏品研究保护社会信息、传播知识和情感的过程和规律（拉兹贡 1988）。博物馆学还对做为历史发展的社会现象的博物馆进行研究，对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以及在不一样社会-经济体系中开展博物馆工做进行研究。为此，博物馆学研究对象包括支配着处在博物馆关联中的保护与交流的所有进程的规律，以及博物馆的发生和职能。

 在拉兹贡的博物馆学理论中，他始终试图解决三个因素孰轻孰重的问题，这三个因素是：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发展起来的一套特定的活动，以及搜集来的物品。博物馆学的研究焦点（即主要研究对象）从机构（1978）转变为物品（1982）再转变为活动（1988）。至此，他与一些原东德的博物馆学家，如雅恩、施赖纳、申普夫（Schimpff）等，达成一致意见。施赖纳认为，博物馆学研究对象是“决定可移动物品的收集、保护、解码、研究、展览和传播过程的所有性状、结构和发展规律，这些可移动物品是确实的资源，能够提供有关天然和社会发展的永久性证据，并服务于增长知识、传播知识、传播情感经验的目的”（施赖纳 1985）。申普夫用更为简洁的语言将其表述为：“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工做的研究”（申普夫 1982）。

 在谈到博物馆机构时，雅恩说：“将特定博物馆活动机构化并称之为‘博物馆’，这应是博物馆学的内容之一，但却不该是博物馆学的主要对象”（雅恩 1981）。延森也赞成这一见解，但他补充说，既然博物馆是从事选择、保护、研究和传播咱们的遗产的活动的惟一机构，博物馆学最好被定义为“博物馆及其社会任务和社会职能的科学”（延森 1980）。索夫卡（Sofka）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一样的见解。在贝内什的论著中咱们注意到他在选择“机构”和“功能”时表现出来的彷徨。最终，他认为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科学。1981年，他明肯定义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套特定的活动，博物馆经过这些活动实现其社会目标”（贝内什 1981）。他后来又将这一见解表述为“活动与手段的理论，运用这一理论，社会在特定机构的帮助下，选择、保护和利用真实的物品，以表达天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贝内什 1986）。近年来，贝内什看来已逐渐接受了斯特兰斯基关于博物馆学的见解。

 贝代卡（Bedekar）基于前述的博物馆学倾向将博物馆学定义为：“博物馆学是为实现博物馆服务目标而将可取的合理程序进行专业性概念化和法规化。”贝代卡用“博物馆服务”代替“博物馆活动”，以调和雅恩及格雷戈罗娃（Gregorova）二人关于博物馆学的认识。他反对将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分割开，认为这样作是“理论空谈或诡辩”。

 功能导向博物馆学倾向在冯·门施（Van Mensch）、普乌(Pouw)和斯豪滕(Schouten)的文章中也表现出来（1983），他们将博物馆学定义为“保护和使用文化和天然遗产的所有理论和实践。”与东欧博物馆学倾向比较，在这两种倾向中博物馆活动都没有被认为所有发生在博物馆机构环境中，换句话说，还存在一种博物馆以外的博物馆学。从这一角度出发，冯·门施、普乌、斯豪滕与德洛什(Deloche)、拉兹贡的见解是不一致的。绍拉遵循这一思路，倡导这一新的博物馆学倾向。博物馆学应关注搜集藏品信息的过程，藏品研究的过程，确保证据的持久性和质量的过程，并为更普遍的交流而使用这些证据。博物馆学必须为咱们提供“有关遗产的全面保管、保护和交流的有用的策略”（绍拉 1992）。近年来，这一宽泛的概念也被看做是遗产研究，或者从更具操做性的角度看，也可被称为遗产管理。此外，文化资源管理一词也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这些名词，以及蕴含其间的思想，都是来自于博物馆（博物馆学）业界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汇都没有在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的论文中出现，这反映出对文化领域中的新动向缺少警觉的情况。

 在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1983年组织的博物馆学方法论研讨会上，一些表明表达了新的见解。有两位表明认为博物馆学研究对象只是一种活动，或是收藏（霍奇），或是交流（马利斯）。马利斯(Myles)认为交流不只仅局限于博物馆，霍奇(Hodge)则认为人类收藏天然和人造物品的嗜好在博物馆之外也有充分的体现。霍奇认为博物馆只是博物馆学的一个表现，图书馆、档案馆、动物园、植物园，甚至古董商店都是博物馆学研究的对象。在《博物馆学论文集1》中，斯沃格(Swauger)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博物馆学，这一理论基于收藏，收藏是博物馆的特殊属性。斯沃格于霍奇的不一样之处在他认为博物馆学仅限于博物馆。与霍奇和斯沃格观点相近的是捷克博物馆学家韦拉·舒伯托娃(Vera Schubertova)，她认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收藏的机构化（舒伯托娃 1979及1982）。

 博物馆学的功能导向倾向一般被认为是与博物馆导向倾向对立的。这一见解隐含的假设是功能自身比其组织形态更直接地表达了不一样社会的一些基本需求。此外，功能导向倾向对实践比对理论更为重视，博物馆学被认为是系统的实用信息，而不是科学。这一由施赖纳等人倡导的强调博物馆功能的博物馆学倾向受到格卢津斯基的批评，格卢津斯基的批评意见集中于基本活动的假想组合。每一项活动各有其复杂的进程，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进程，并致使不一样的结果。根据这一见解，1983年由冯·门施、普乌、斯豪滕提出的理论并非尽善尽美的。从科学学科意义所谈的“研究”并不能被包括在博物馆学中。但事实上存在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博物馆组织仍做为通常参照标准，在博物馆组织功能与博物馆学功能之间并无划分出清楚的界限。

 功能导向的博物馆学倾向在两个抽象概念间寻求平衡，在其一端的博物馆学学者认为博物馆学是对在博物馆组织关联中发生的特定活动的研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博物馆学是对更为抽象的活动的研究，即对人与现实特殊关系的表达。许多研究者认为斯特兰斯基是后一种观点的开山鼻祖。这一观点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1974年，斯特兰斯基提出博物馆学的目的是“不只要理解现实（即实在的和可察觉的现实），还要理解现实的实物纪录的规则”（斯特兰斯基 1974）。1980年，他对博物馆学的目的的定义是“人对现实的特殊探索，这一探索是由人从现实选择一些真实物品，将这些物品置于新的现实中，而不顾及这些物品正在经历着的变化（变化是物品的天然属性），以达到保护的目的，并为实现人的自我需求而以新的方法使用这些物品的实施中反映出来。”（斯特兰斯基 1980）。这一博物馆学概念经过格雷戈罗娃发表在《博物馆学研究论文集1》上的论文而广为人知，格雷戈罗娃的论文也成为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她对博物馆学的定义是：“（博物馆学）是人与现实特殊关系的科学研究，包括有目的的和系统的收集和保护经选择的无机的、物质的、可移动的和主要具备三维形态的物品，记录天然和社会的发展，并对这些物品进行科学的和文化教育的使用。”格雷戈罗娃将“人与现实的特殊关系”和“博物馆与现实”同等对待。尽管斯特兰斯基本身也谈论“在博物馆中物品化的人与现实的特殊关系”（1983），但他却批评格雷戈罗娃的观点过于局限在博物馆中了（1981）。

与斯特兰斯基观点相近，或基于其理论的博物馆学者有格卢津斯基、卡里洛(Carrillo)和鲁西奥(Russio)。斯特兰斯基也常提到格卢津斯基及鲁西奥与他本人的学术观点很是接近。但他们的观点也有一些差异，在谈到博物馆研究时，斯特兰斯基称之为“博物馆性”，格卢津斯基称之为“博物馆要素”，鲁西奥则称之为“博物馆事实”。鲁西奥将“博物馆事实”定义为：“人、认识对象和物之间的深厚关系，这种关系是现实的一部分，人归属其间，并在其上得到活动的力量”（鲁西奥 1989）。索伊奇若·楚鲁塔(Soichiro Tsuruta)尽管认为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科学，但他也认为博物馆学是关注物与人的关系的独立学科。在这一点上，他看起来受到斯特兰斯基的影响。尤迪特·施皮尔鲍尔关于博物馆学的认识也受到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讨论的影响：“若是博物馆学是关于对积极的、综合的保护过程的研究和理解，而不只是博物馆机构自己，新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在这种博物馆学概念中，‘积极的’意为在我的、观众和社区之间的持续的变更的交换，以及在特定博物馆环境中的证据、信息和理解的可利用”（施皮尔鲍尔 1988）。此外，她将博物馆学定义为“在人类经验框架中保护积极的、综合的参与者的有组织的和有联系的理论，必要的积累起来的指示，以及方法和方法体系”（施皮尔鲍尔 1986）。

虽未受到斯特兰斯基的影响，但与其观点相似的博物馆学者是玛丽亚·德·洛德斯·霍尔塔（Maria de Lourdes Horta），她认为博物馆学研究对象是“文化记忆过程”：“博物馆学是关于由社会创造并保存在社会记忆中的价值、过程、观念与信仰、礼仪与行为、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产品的收集和再收集的科学”（霍尔塔 1987）。这一观点也反映了埃德温娜·塔博尔斯基(Edwina Taborsky)的见解，即博物馆类的组织主要致力于保护和生产社会形象，以及完善有关这些社会形象的知识”（塔博尔斯基 1982）。

布尔考（Burcaw）认为博物馆学从博物馆导向扩展到更为宽泛的“人-现实”是很危险的倾向。他对冯·门施、普乌和斯豪滕等人1983年的论文评论说：“我认为咱们的荷兰朋友走得太远了。……我认为博物馆及博物馆工做可包容全部一切的说法一无可取”（布尔考 1983）。施赖纳也表达了相似的批评意见：“咱们须要专门的博物馆学理论，以有助于博物馆实际工做。咱们首先是博物馆学学者，而不是无处不在的遗产学家”（施赖纳 1984）。按照施赖纳的见解，须要区别并认可已存在的科学分支，就如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德瓦莱则表达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但愿将博物馆学与档案学等学科区别开来，另外一方面，他又认可将不一样对象区别开又是很困难的（德瓦莱 1987）,为此，他赞成布尔考的观点，布尔考认为用物质文化研究等术语代替博物馆学，以适合更为宽泛的概念范畴。绍拉已使用了这样的术语，如他谈到遗产学和记忆学。

 

博物馆导向的博物馆学

        这一观点历史悠久，且在博物馆工做者中最为流行。赞成这一观点的学者多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博物馆学的定义，这必定义是该组织1958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一次地区性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根据这必定义，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目的和组织的分支学科。197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学作出了更为详尽的定义，认为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历史及背景，社会责任，有关研究、保护、教育、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特定系统，以及博物馆分类的研究。这必定义也成为大多数博物馆培训课程的基本范畴。无独有偶，这些博物馆培训课程一般称之为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y），而不是博物馆学（Museology）。

  20世纪70年代，认为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科学的人士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占据着主流地位。雅恩（1978，1979/1980出版）和施赖纳（1982年出版）的学位论文宣告这一学术倾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终结，在捷克斯洛伐克，斯特兰斯基的观点也逐渐取代了内乌斯图普尼和贝内什的以博物馆为中心的学术观点。

 大多数博物馆导向的博物馆学学者表现出狭隘的实用主义观念，认为博物馆是保护和利用物品的实践活动的功能性集合。做为不一样的声音，格卢津斯基提出应关注“博物馆基本因素（博物馆要素）”，这样就能够“在文化表达的体系中，将构成博物馆的全部的物的意义”置于首要位置。博物馆要素关注于物品（符号）价值的认定和传递，即符号化和交流的行为。前者视物品为重要等级的象征，后者视物品为信息资源，并由此而成为现实的象征。“为此，一方面博物馆学知识将属于感官领域，另外一方面则属于特定文化行为的领域。……由此而论，博物馆现象成为一种表征”（格卢津斯基 1983）。博物馆被视为由特定文化行为构成的系统。有鉴于此，格卢津斯基的要素性博物馆学接近于斯特兰斯基的功能导向性博物馆学。

 机构导向的博物馆学倾向也可被认为是直觉型的博物馆学观点，其起源可追溯到博物馆学发展的初期阶段（斯特兰斯基 1980）。一些博物馆学学者已明确论证了博物馆不能做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博物馆只是参考资料的组织性构架，博物馆学创建在被预先规定的博物馆概念上，而事实上博物馆的概念只能是博物馆学研究的结果。相似的说法是教育学不是关于学校的科学，医学不是关于医院的科学。绍拉说：“正如不存在‘学校-学’和‘教堂学’，也不会存在一个‘博物馆-学’”（绍拉 1989）。可是，考虑到作好博物馆工做的要求，每一个博物馆都必须运用具备普适性的理论原则，正如每一个学校都必须遵循教育学的通常原则。相似于内乌斯图普尼的批评意见的见解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内乌斯图普尼认为，博物馆不能做为研究的对象，他只能为综合若干学科提供历史性的平台。事实上，机构导向博物馆学倾向否定博物馆现象的历史性及其参考资料的系统性，不过，布尔考并不一样意这些批评，做为一个实践论者，他相信每个理论都应“实际应用于人的利益”（布尔考 1983）。实际应用在博物馆机构水平上很容易发现。正如贝代卡所说，“博物馆学与博物馆是为强调同一个组织的两个方面而使用的简明名词”（贝代卡 1987）。他还批评以斯特兰斯基为表明的博物馆学家“将博物馆与博物馆学分开的不懈努力，这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学的悲喜剧。”可是，布尔考和贝代卡的注重实用的博物馆学理论并不像恩斯特·霍夫曼批评的那样，霍夫曼指出，博物馆为中心的理论倾向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即博物馆学与专业学科的关系问题。但正如内乌斯图普尼、雅恩和其余博物馆学者所指出的，这一问题在做为机构的博物馆这一层面上是没法解决的。

 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机构的科学的定义是与关于这一机构自己的定义相联系的。布尔考认为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机构的研究，他也认可这一词汇“涉及的当代博物馆是由专业组织定义的”（布尔考 1983）。这样的博物馆学“并不彻底适用于现实中的私立的、商业化的或非专业化的博物馆的业务，也不真正适用于过去的博物馆的工做，此外，它也不适用于将来博物馆的工做。”出于一样的考虑，绍拉也反对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科学的理论倾向，他认为“当前关于博物馆的认识过于狭隘，并不能将在环境和社会观念指导下的全部活动包括在内。此外，博物馆学因为只是重复基本的组织的相同局限而如同置身于桎梏当中”（绍拉 1982）。琳内·蒂彻（Lynne Teather）也持相同的批评态度，她说，当博物馆学是根据博物馆机构的基础规定的，“它将有必要创立另一种或几种研究理论以适用于与博物馆相关的机构”（蒂彻 1983）。

 

注释：

1，  这一研讨会于1986年5月16日至22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柏林和旧什未林举行，与会表明包括贝莱格（Bellaigue）, 卡里洛, 德卡欧里斯（Decarolis）, 德瓦莱, 格卢津斯基, 延森, 冯门施, 索夫卡, 绍拉, 施皮尔鲍尔, 施赖纳, 斯特兰斯基, 祖汝塔和格罗特（Grote）。与会表明的文章和最后报告都未出版。

2，  1975年，延森在调研报告中认为关于博物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中存在两种主要的看法：

      ⑴博物馆学是关于不一样类型博物馆的机构任务和职能的科学；

      ⑵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性的科学，它构成博物馆实际工做的基础。

    1981年，贝内什指出有4种见解：

      ⑴博物馆自身；

      ⑵博物馆藏品；

      ⑶博物馆性；

      ⑷专业学科。

    在《MuWop2》发表的文章中，贝内什将斯特兰斯基提出的“人-物”关系概念做为第五种见解，将他本身的见解（关键词：一套专业化活动）做为第六种见解。施赖纳和魏克斯在论文中也引用了贝内什1981年的说法。格卢津斯基则区分为两种倾向，即F型：博物馆导向，机械的和工具性的，标准的；S型：基于人与现实的关系。F型博物馆学与他我的的“真正博物馆学”相联系，而S型博物馆学则构成“假定博物馆学”。

    霍夫曼认为存在三种主要的博物馆学取向：

    ⑴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机构的研究；

    ⑵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藏品的研究；

    ⑶博物馆学是关于人与现实特殊关系的研究，其术语是“博物馆性”。

    在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博物馆学理论发展简史进行研究后，拉兹贡概括了三种不一样的概念：

⑴机构倾向；

⑵物品导向的倾向；

⑶人-物关系的倾向。

在霍夫曼的研究文章中也可看到相似的体系。在同一篇论文中，拉兹贡还描述了关于博物馆学研究对象的三种不一样认识：

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博物馆学研究人员1964年提出的定义，认为所有博物馆工做是博物馆学研究对象；

⑵贝内什的见解，认为博物馆学研究对象是“一套专业化的活动，经过这些活动，博物馆实现其社会宗旨”；

⑶由斯特兰斯基提出的观点，认为“人-物”关系是博物馆学的核心。

1966年，斯特兰斯基列举了两种倾向，即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研究，以及博物馆学是关于收藏行为的研究。1986年，斯特兰斯基在荷兰Reinwardt学院的报告中提出博物馆学的“认知意向”可区分为4种趋向：

⑴博物馆；

⑵博物馆活动；

⑶博物馆观念（目的和宗旨）；

⑷保护（肯定那些为社会利益而须要保护的现实因素）。

1986年，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博物馆学研讨会上，对博物馆学论著进行分析，并辨识出三种不一样趋向：

⑴ “人-物”关系倾向；

⑵功能倾向；

⑶机构倾向。

 

（原文为彼得·冯·门施于1992年在前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的博士论文的第四章，原标题是“研究对象”，做者在1997年对这一章节做了修订。现标题为译者所拟。译文略有删略，并略去原文的参考书目。）

发表于《博物馆研究》200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