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好，仍是腾讯好？

先不回答题目的问题，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人性本善仍是人性本恶？”

这是辩论赛最喜欢出的题目。我也参加过辩论会，也唾沫横飞的辩论过这个话题——不管选正方反方，可以动用的论据都不少，可以诘问的点也不少。不过最让我好奇的是，为何这个问题不像科学问题那样，能最终得出一个公认的结果呢？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提问自己有问题。

首先它假设无分男女老少，无分古今中外，全部人都有稳定的、能够明确断定为“善”或者“恶”的“人性”。而后它假设这个“人性”能够统摄全部的行为，若是人性本善，那么这我的作的全部事情都应该是善的，若是人性本恶，那么这我的作的全部事情都是恶的。

辩手准备再充分，辩论赛再精彩，全部的论述，全部的攻讦，都是从这两点假设出发。然而咱们仔细想一想就知道，这两个假设都不那么站得住脚。

怎么办？

比较好的办法是下降讨论的“粒度”，认可人是复杂的，应当当作善恶的混合体，充其量维持一个“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假设。遇到具体的事件，仍是要针对具体的事件来讨论——这件事情到底作得对仍是不对，体现了人性的是善仍是恶？

好了，如今讨论本文的题目：百度好，仍是腾讯好？这个问题无法抽象回答，只能针对具体的事情来分析对错。在具体事件上，这些公司作得好，仍是很差？

先说百度最近被热炒的“中国人不在意隐私”吧。

虽然众多炒做文章都大字标出“李彦宏说中国人不在意隐私”，但我相信他确定不会说这么简单直接。我看过当时的视频，确认许多报道缺失了上下文。

李彦宏以前表达了“数据越多，价值越大”（力量“指数级增加”彷佛没有被翻译出来），也铺垫了“中国（这里用的是China，应该指的不是人民）愈来愈在乎隐私”。而后他来了个转折：“但我同时也认为，中国人（这里再也不用China）对隐私的态度更开放，也不那么敏感”，因此“若是他们可以放弃隐私换取一些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不少状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作。”

在我看来，这段话若是做为对现状的客观描述，自己问题不大。设想一下，假如这段话出如今媒体的报道里，并不会有多少人在乎，甚至反对。可是考虑到说话的场合，说话人的身份，以及百度公司历史上出现的那些事件，不免让听众认为这段话是在表达其它特别的含义。

我在的几个微信群里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支持李彦宏的一方一般这么说：中国的现状你们都知道，早就没有什么隐私了，你的地址、电话、银行卡都不是秘密……

看起来，持这种说法的人赞成的并非“中国人‘愿意’放弃隐私换取便利和效率”，而是“无论你愿意不肯意，隐私都守护不住”。换句话说，“无奈”也是“愿意”的一种。赞同这种观点也无可厚非，认可“愿意”实际上是“无奈”就好。

不过我仍然以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由于“早就没什么隐私因此不在意隐私”彷佛也不是那么正确。因而我在群里问：如今有多少人在丢快递时不会撕掉或者涂掉收件人信息？从我看到的答复来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撕掉或者涂掉。为何呢？由于你们慢慢都知道了，收件地址随意处理容易引来麻烦。

也就是说，即使有大而化之的“中国人早就知道没什么隐私”，在扔快递包装时，大多数人仍是愿意多麻烦一点守护本身的隐私，而不是扔掉完整标签，换取那一点便利。具体到这个点上，咱们看不到“放弃本身的隐私，换取便利”的表现，反而看到更在乎隐私的举动。

其次，数字化（互联网化）与隐私的冲突是一个长期以来很难解决的问题。数字化的两种属性对隐私形成了艰巨的挑战：信息的高速复制、二次利用。

在传统的信息交互方式下，信息的复制成本很高，复制速度很慢，因此大多数信息能存活和传播的范围都至关有限。即使你的隐私被泄露，泄露的隐私信息也只能传播到很小的范围，生存不长的时间，因此大多数时候危害终归有限。在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信息能够在瞬间被复制无数份，传递到天涯海角。一样是私密录影，先后只相距不到十年，璩美凤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远逊于陈冠希，这是光盘被宽带网络所取代的结果。

信息的二次利用更是一个难题。所谓二次利用，指的是这样的状况：我由于特定业务场景受权你使用个人数据，完成业务。然而业务结束以后，数据却没有消失，而是被拿到其它场合，作其它的加工处理。这些场合、加工方式、目的甚至是我彻底没想到，也不想要的。目前讨论不少“骚扰式推荐”，也能够算做对用户信息的二次利用，给用户形成了反感甚至恐慌。

因此，若是真的要让你们放心地让渡隐私，更有意义的作法恐怕是发起正经讨论，怎样避免恶意复制，怎样保证二次利用的合理性才更有意义。单纯说“反正已经没有隐私了”，就好像大而化之讨论“人性本善仍是人性本恶”同样，并不能获得有意义的结论。

说完了百度的问题，再来谈腾讯的问题。最近我想谈谈腾讯，主要是由于两个事件。

一是Keso写了篇《我为何尊敬腾讯》（点击“阅读原文”可达）表达他对于腾讯的尊重，许多人表达了不一样意见。二是在知乎日报里看到某产品经理评论张小龙“不骚扰、不感动、不迎合”的原则时说，“若是是卖必需品并且保持垄断地位，固然能够坚持三不原则……若是有一天微信须要主动转型保持本身的地位，就没什么原则不原则了”。

老实说，我以为第二个回答比较尴尬，不太应该出如今“知乎日报”里。对产品经理来讲，能作正确的同类比较应当是基本功。既然答主没有作，我能够来作，其实只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就能够：

第一，在微信成长到今天的体量以前，它是否采用了业界经常使用的“骚扰、感动、迎合”等方法来得到更多的用户？这原则是否是业界共识，作起来有没有难度？在成长阶段，能坚持这种“不骚扰、不敢动、不迎合”并且成功的产品有多少？

第二，在微信已经有这么大致量的时候，它是否坚持了“不骚扰、不敢动、不迎合”的原则？这原则是否是业界共识，作起来有没有难度？体量在同一量级的产品，仍然可以保持“不骚扰、不敢动、不迎合”的产品有多少？

就像抽象讨论“人性本善”仍是“人性本恶”不会有结论同样，抽象讨论“三不原则”也不会有结论。但关注具体的问题，咱们能够有更具体的判断。

若是你对这两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你应当能理解我对Keso文章的见解：Keso是否支持这家公司，具体到他举的例子，好比严厉处理有“不当行为”的员工，这家公司的表现是否是值得尊重。

Keso的尊敬必定不是受到了“特别优待”，这能够由个人亲身经历证实。在魏则西事件爆发时，针对许多为百度辩护的言论，我写了一篇《再谈百度》，在其中写到了，老百姓对IT企业有更高的道德期待，因此我认为企业家应当迎合这些期待，而不是主动下降身价：

若是百度公开说明本身的定位是与莆田系医院合伙作生意，大方认可本身承担不起社会责任，若是李彦宏不和其它IT精英一块儿登台，而是常常和莆田系医院的大佬们一块儿活动，你们毫不会那么恨百度。

我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发出当晚就收到一个200元的赞扬，头像和名称都和Keso文章里晒出的“Pony马化腾”一致（由于我没有马化腾的微信，因此无法确认是否本尊）。腾讯的朋友跟我说，次日公司号召你们要注重职业道德，作更让人尊重的企业——“或许二者也有点联系”？我不知道。

我还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公众号也没有所以受到腾讯的任何优待，订阅数没有猛涨，赶上敏感事件删文仍然要删文。不过我仍然没有在其它平台开写做帐号，乐得在这里逍遥。

好吧，总的来讲个人观点是这样：要判断一家企业是否是值得尊敬，历数它作的不够好的地方固然是一种办法，但咱们也能够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这家企业为本身争取了多少选择权，在它有选择权的时候，它作了什么样的选择？

在其它人以为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努力争取一些选择权；在你们以为“迫不得已”要这样选择的时候，它作了不同的选择。在我看来，这是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