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演讲谈这件事：我很高兴中国政府没有上当

杨振宁演讲谈这件事：我很高兴中国政府没有上当

 

 

原标题：杨振宁国科大演讲互动：我懂高能物理，不要搞大对撞机

　　据科学网公众号（sciencenet-cas）7月27日消息，2019年4月29日，杨振宁先生应明德讲堂思想系列主持人、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的邀请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作客“明德讲堂”，李树深校长主持了本场讲座。

　　杨先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近两千研究生再次分享了本身的学习与研究经历，并明确重申，对于几年前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这一观点，“个人见解彻底没有改变”。本刊特将报告及听众交流全文整理，经杨振宁先生审定发表，以志盛事。

　　座谈时间：2019年4月29日

　　座谈地点：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礼堂

　　整理人：张岩

　　选择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谈学习与研究经历

　　杨振宁

杨振宁谈本身的学习与研究经历 杨天鹏 摄

　　我去过上百个大学演讲，今天这个演讲厅绝对是我所看见的演讲厅里最大、最讲究的。而大家是一个新大学，我想这很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如今发展得多么快。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个人学习和研究经历”。

　　我是1922年在安徽合肥出生的。由于父亲作了清华大学教授，7岁开始，我住进了清华园。而后在北京读了四年小学，毕业之后读了四年中学。

　　中学是在宣武门附近，当时的崇德中学（现北京市31中学）。那个时候是1930年左右，全北京市的中学里，我想有差很少一半是教会中学，崇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只有大概300个学生，其中有1/3住校，我就是住校生之一。学校很小，没有真正的图书馆，只有一间图书室，我经常到这个图书室里去浏览一下。

　　我想我对于物理学第一次发生兴趣，就是看了这本书——《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发生兴趣是由于书里讲了在20世纪初物理学中的重大革命，即包括了量子学和相对论。

　　后来1937年抗战开始，咱们一家通过合肥，1938年到了昆明。由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大合起来，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开始招生。那年夏天，我中学5年级刚念完，还缺一年才有中学文凭。

　　但是当时由于中学生流离失所不少，因此教育部在重庆就有一个命令，学生中学不毕业也能够参加考试，叫作同等学历，我就以这个资格考进了西南联大。

大学入学考试准考证

　　由于个人中学最后一年没念，高中的物理我也就没念过。但是入学考试须要考高中物理，因而我就借了一本高中物理的书在家念了一个月。

　　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给了我很深的教训。高中物理中的等速圆周运动，有一个加速，它的方向是向心的，我就以为这个不对。在纠缠了一两天后，才懂得，这个速度不只有大小，它仍是一个向量（vector），这个向量是在转弯。

　　这是我一辈子获得的很是重要的教训，我后来永远记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少直觉（instinct），而直觉有许可能是须要修正的。

　　换句话说，若是你随时可以接受修正直觉的话，就继续在向前进。

　　向量的重要性就是那两天发现的，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老师的教学态度、同窗学习的态度都很是好。你们以为这么困难的情形下，还可以读书、可以作研究是很是不容易的，因此都很珍惜本身的机会，学习得很好。

　　四年念完后，我又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得到硕士学位。那时物理系研究生有六七个同班的，我和黄昆、张守廉住在一间屋子里，很是熟。

　　黄昆后来对于中国的半导体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研究仍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作了一系列演讲，带了许多的学生，今天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半导体研究里主要的人物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张守廉后来到美国改学了电机，作了不少年电机教授，黄昆和张守廉两位如今都不在了。咱们三人共同于1992年照了一张照片，当时周培源教授是北大校长，90岁，在北京有一个庆祝会议，张守廉和我也从美国来了，之因此那天咱们三我的要特别照相，是由于咱们三我的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成天辩论，声音很大，因此你们叫咱们三剑客。

左起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1992年6月1日摄于北京大学为周培源先生举行的生日会上）

　　这种辩论对于咱们对物理学的了解很是重要。

　　后来我曾经这样写过，咱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咱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

　　今天大概你们在网上看到的量子通讯、量子纠缠都跟哥本哈根学说有密切的关系。

　　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灯上床，辩论仍然没有中止。

　　我如今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有什么观点，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咱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咱们的辩论。

　　咱们的这种辩论是无休止的，事实上不止物理学的，天下一切的事情都在咱们讨论范围。我想这个对于每个年轻人，这种辩论都是有很大的好处，能够增长知识，增长视野，更增长了解别人的思想方法。

　　在西南联大有两个老师对我有长远的影响。

　　第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是由于我在四年级要毕业的时候，须要写一个学士论文，不知道如今国内的大学是否是还有这个制度，其实就等于写了一个报告的样子。讲某一小的领域里有些什么新的发现。不须要有真正本身的工做，本身的成绩。

　　那么我去找吴先生，吴先生就要我看一篇文章，是讲怎么用群论来解释物理的现象，尤为是分子物理学，由于分子物理学是吴先生的领域。

　　群论所讨论的是对称，咱们知道有左右对称，有圆周对称等，把对称的观念用了数学的语言叫作群论。用群论的这个数学语言，来了解对称在这个物理的应用，这是20世纪最最重要的物理学的精神之一，而那个时候把对称的观念用到物理的现象是刚刚开始。因此吴先生把我引到这个方面是我一辈子最大的一个幸运。

　　我在写完了学士论文之后得了学士学位，又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在研究院个人导师是王竹溪先生。王先生的领域的是统计力学，统计力学那个时候也是有个新的革命。因此王先生把我带进了这个领域。

　　梳理后发现，我之后一辈子中2/3的工做是在对称理论，是吴先生带我走的方向；1/3在统计力学，是王先生带我走的。

　　我一直说本身实在是幸运极了，由于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若是可以走到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在之后五年、十年、二十年是发展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跟着这个领域共同发展，这是最最占便宜的事情。

　　这么多年我看到了成千个研究生，不少都很是优秀，但是十年之后他们得了博士学位再看，有的人很是成功，有的人很是不成功，并非由于这些人的本事差了这么多，获得过博士学位的人一般本事都还不坏的；也不是由于有的人努力，有的人不努力。

　　主要是有人走对了方向，要是走到一个强弩之末的方向上，那就没有办法的，并且越走越不容易走出来，要换一个方向不容易，继续作那就走成了最不幸的一我的。这点我但愿在座的每个研究生都理解到这几句话的意思。

　　在1945年抗打败利之后，我考取了一个留美公费，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作研究生，得到了博士学位。

　　在芝加哥大学有两位物理教授对我最有影响，一位是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那个时候他还不到40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当时已经颇有名了，但是后来他变得更有名。

特勒（右）与杨振宁（1982）

　　在20世纪50年代，你们晓得原子弹作完之后，要用原子弹来引爆一个氢弹。

　　这个窍门不少年没能解决，最后解决这个窍门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就是特勒，因此国际上说他是氢弹之父。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是我想他是逃不掉这个名字的。

　　你们知道中国发展氢弹整个是晚了一些。中国的原子弹是1964年造出来的，很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原子弹引爆到氢弹只花了两年八个月的时间。

　　这在世界上是一个纪录。由于法国比中国先造了原子弹，氢弹作不出来，而中国晚了一点，却在1967年就爆炸了氢弹，法国的科学家很是不高兴。

　　中国先成功的缘故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中国有很是聪明的年轻人，并且有很是努力的年轻人。在这里面氢弹主要的贡献者、关键想法的提出者是物理学家于敏，他最近刚刚过世。

　　另一位对我影响更大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就是他率领二三十个物理学家，第一个作出反应堆，制造的地方就在芝加哥大学，因此芝加哥大学如今有一个小的广场，上面有一个雕塑是来记念人类第一次用核能发电。

　　我在芝加哥大学学的物理对我很是重要，我在西南联大学的物理也很是重要，但是这两种物理的学法有一个分别。

　　在联大的时候，我所学的物理学方法是推演法（理论——现象）。我到芝加哥大学之后发现，这些却不是那些重要的教授成天所要思考的，他们想的偏偏是反过来的，即概括法（现象——理论），从现象开始，概括出来理论。就是这个现象我懂不懂？若是把它想清楚了，这个跟从前的一些理论是符合的，因此就是从现象到了理论，从而了解了这个现象，也就更近了一步。

　　假如你发现跟从前的不一样，那更好，由于那表明这是修改从前的理论的机会。概括法注重的是新现象、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因此从现象到理论的这个研究方法，事实上是更容易出重要成果的。

　　而我本身以为在联大时推演法学得很是好，后来根据这个根基，又吸取了概括法的精神，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又是我很是大的幸运。

　　在1946年1月到1947年，是我感受最困难的一年。由于在昆明的时候学了不少理论物理，也念得很好，但是基本上没作过什么真正的实验，而我知道物理学根基是在最后的实验。

　　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心，要写作实验的博士论文，因此到了那边就开始进入实验。

　　当时艾里逊（Allison）教授在作一个加速器，那时算是很大的。他带了有六七个研究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先后作了20个月。但是我不会作实验，笨手笨脚的，因此实验室里的同窗都笑我：“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后来我懂得，本身不是作实验物理的材料，就不作了！

　　而理论方面我一去就找了特勒，他给了我几个题目，但都不合个人胃口。他喜欢的题目和研究方法，以及他注意的事情跟我不同。在和他作了一个题目后，他认为结果很好，要我把它写出来，却写不出来了。

　　由于中间须要作一些近似的计算，而近似的计算无法控制它的准确性，因此我这个论文写不出来。那么他说不要紧，以为我是个很聪明的研究生，就作另一个题目，结果又是发生这个现象。

　　这样几个月后，他跟我都知道，咱们不是一类的理论物理学家。虽然他跟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但是我认为不能从他那获得题目，就开始本身找题目了。

　　我能够跟你们讲，研究生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广泛的现象。假如在座哪位研究生如今弄得很困难的话，你不要觉得这是本身惟一的现象！

　　缘由是由于在本科生的时候，学的是已经有的知识，而研究生要本身找题目，本身找方法，在本科念的多好，都不见得在这方面很快就容易达到一个顺利的地步。

　　作的不成功，固然会不高兴，不过也不要沮丧。这是我本身的经验。

　　幸好我在联大的时候念了不少东西，有好几个问题是别人作了，但尚未彻底解决，我就把这些问题拿出来研究。

　　在那一年一共研究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贝特（Hans Bethe）在1930年关于自旋波（spin wave）的数学工做，自旋波跟固体的构造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有几个很年轻、很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有一套理论，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很重要，因此在芝加哥大学，我就把他们的文章拿来拼命的念。

　　第二个是昂萨格（L。 Onsager）在1944年的文章，昂萨格作的是统计力学，其中有一个很是难的数学问题，被他在1944年解决了。我还记得这个文章当时印出来的时候，我仍是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王先生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没能作出来。突然看见昂萨格作出来了，他就告诉了我。王先生是一个日常不苟言笑的人，但是那天我能够看出来他很激动，这么困难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我就知道这个里头有文章！因此在1947年，就对这篇文章进行研究。

　　第三个题目是泡利（W。 Pauli）关于场论的文章。

　　第四个是特勒的一个理论。

　　这四个题目我都去研究了，每个花了好几个礼拜到一两个月。结果前三个都不成功！那个时候，除了第四个题目之外，芝加哥大学既没有老师又没有同窗对那三个题目发生兴趣，因此我就一我的在图书馆里头研究。

　　又好比说昂萨格的文章，有十几页，看不懂。他说把公式一换到公式二里头就得出公式三，照着作果真是对的。以此类推都是正确的。但因此说不懂，最主要的是他为何要这么走？只是跟着一步步操做下来，不可以算了解。最后感受就像变戏法同样得出告终果，这说明并无念通。

　　因此那一年是很不高兴的。

　　不过幸亏第四项作出来的东西，特勒发生了兴趣。他来找我说，你不必定要写个实验的论文，这个题目上作得很好，把它写出来，我就接受这个做为你的博士论文。

　　因此以第四个题目的工做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但因为前三个题目都是没有成功，因此在1947年，我曾经在给黄昆的一封信中，说本身 disillusioned（理想破灭）。

　　但是我今天要特别给你们讲的是，前三项花的力量并无白费，由于后来都开花结果了！我要把这个经验告诉你们。

　　在1948年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我留在芝加哥大学作了一年助教。1949年理论物理有个新的发展，叫作重整化（renormalization）理论，是个崭新的理论。芝加哥大学没人搞这东西。

　　在普林斯顿一个知名的高等研究所里汇集了不少重要的、年长的以及年轻的研究员在搞这些东西，因此我就请求到那儿去作博士后。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

　　这是一个很小的机构。既没有本科生也没有研究生，只有大概十几个教授，有几百个博士后以及一些访问学者。在那里先后待了17年。

　　在我去的第一学期，大概是1949年10月，由于一个同坐班车的机会，路丁格（Luttinger）对我说，昂萨格的文章被他的学生考夫曼（Bruria Kaufman）简化了，昂萨格这个难懂的文章被用一个考夫曼的新方法解决了。他在那仅几分钟的功夫里，告诉我新方法的关键部分，是几个反对易矩阵（anticommuting matrices），而我对这部分极熟悉。

　　因此一到研究所，马上就放弃了当时在作的场论研究，把新的想法用到昂萨格的问题上去。由于这确实是关键，因此不过用了两三个钟头，就彻底作通了。后来我也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者。

　　这个事情对我启示是什么呢？为何我可以从路丁格的话获得那么大的好处呢？

　　第一，由于我曾经在昆明作过狄拉克矩阵（Dirac matrices）的仔细的研究；第二，更由于在1947年的不成功，但对昂萨格工做的研究使得我对于整体的困难有所了解，问题在哪里比较有掌握。因此等到路丁格的出现，天然会把它们加在一块儿，也就成功了。

　　这是说明，第一就是要有兴趣！我为何有兴趣？就是我作研究生的时候，王先生告诉我，昂萨格解决了一个很是困难的问题，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妙！第二个重要点，就要花功夫去研究。我花了几个礼拜去研究不成功，但那没关系，不成功是为后来铺了路；第三个是要有机遇，固然这是要有点运气，我那天的运气就是遇见了路丁格，产生了突破。

　　结论是：要作好一个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三个步骤是兴趣、努力的准备和最后突破。这三步曲也是后来我全部研究工做所遵循的路线！

　　有趣的是100年前，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写到的境界论，很是有意思。

　　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通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

　　你们对这境界论的解释多多少少都是统一解释。

　　第一境界说的是对于想要追求的事情要有点执着，因此要独上高楼，去追寻你所要看见的天涯路。说的就是兴趣。第二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人变得消瘦了也不要后悔，还要继续下去，要努力的准备；第三境中，在不经意间，一回头，突然发现秘诀在哪里，就是机遇带来的突破。

　　我认为这就是表明兴趣、准备、突破的三步曲，不只在科学领域里是一个好的道路，在文学里一样是这条重要的路径。

　　听众交流

　　● 中国科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生：杨老师您好，今天有机会听您讲本身的经历，感到很是可贵和荣幸。无论是您对兴趣的坚持，仍是对科研方向的敏锐直觉，以及您广交朋友不懈钻研的精神和态度，都给了咱们很大的启发。

　　若是请您给国科大的学子们一句鼓励或者赠言，您会对咱们说什么呢？

　　● 杨振宁：我但愿各个同窗都把握住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大时代，并且要了解到，大家碰到了一个百年不遇的机会，要努力！

　　我想若是努力足够多的话，不敢讲必定有大成绩，但在今天中国的发展情形之下，取得必定的成绩一定是能够达到的。但愿大家记住！

　　●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杨先生你好，我是来自高能所研一的学生，研究生以后会从事 CEPC（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工做。您是高能物理界的老前辈，为粒子物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咱们全所人都很是的崇拜您。可是2014年咱们所提出的中国要建 CEPC，当时您是反对的，因此在今天这个机会里，我表明我全部的同窗们想再问您一次，您如今对咱们要建 CEPC 这个想法有没有改变？

　　● 杨振宁：我彻底没有改变！我要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但愿大家到网上找一下我两年之前发表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这个事情与咱们刚才讲的有密切关系！

　　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其实不是你学那些技术上的内容，要使本身走入未来五年、十年有大发展机会的领域，这个才是作研究生的时候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

　　根据这个目的，不要去搞大对撞机，如今处于没落的时候。这个领域在我作研究生的时候，刚开始大放光彩。事实上你也能够说这几十年来，在物理学里面你们认为最重要、最大发展的就是这个领域。但是这领域在30年之前开始，就已经走在末路上了！但是多半的人不知道。

　　我再三讲，我不是今天讲，不是两年之前讲，在1980年间就讲了。那时候有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周光召先生也参加了。会上讨论到，之后十年高能物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在会上讲了一句话——“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过。

　　当时就看出来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高潮期，名气很是大。可到了80年代，重要的观念都已经有了，后来还能够去作 ，可是没有最重要的新的观念，尤为对于理论物理方面，没有重要的新的观，就作不出东西来。

　　不幸的是，不少年轻人没有听清我这句话，那些老师也没有懂我这句话，因此今天我再讲得更清楚一点。

　　有人就对我说，杨振宁你这个话彻底错误，由于2013年有科学家在瑞士作了一个实验，证实了5、六十年代那些观念是对的，这固然是重要的贡献。

　　但是这个重要的贡献的理论源头，不是30年前，而是在20世纪5、六十年代，因此80年代的时候我会讲，这个领域作实验的还能够作，那么2013年就作出来了，得到诺贝尔奖。

　　但是这个实验当时是6000我的在作，那时候的文章，每一篇署名人都是几千人。那么这个作完了之后，须要更大的机器，要花的钱至少是200亿美圆。别的国家都没有，你们说中国有钱，因此就到中国来了。

　　我知道个人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认为我要把这行给关闭掉。但是要让中国花200亿美圆，我无法子接受这件事情！我很高兴中国政府没有上当。我再加一句，为何非要搞高能物理呢？如今重要的东西多了。

　　●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杨先生，首先，就像您刚刚报告中讲的，咱们对高能物理确定是有兴趣因此才会去作。并且高能物理到底还有没有前途？可能要靠咱们的努力来证实，科学的将来谁也说不清。

　　● 杨振宁：我想你讲的这个话，表明了你的态度是好的，值得同意。但是这个想法，不是目前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总方向！因此我趁这个机会再说一下，整个的科技发展，包括任何一个领域，它都是在常常改变的。

　　19世纪物理学所研究的东西、方法、态度跟20世纪是不一样的。那么21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方向，研究的题目同20世纪也是彻底不同的。

　　因此必需要注意，20世纪变得很是红的东西，到21世纪还继续下去，是不多有的。20世纪的后半世纪最红的物理学是高能物理，那么绝对不会是21世纪的方向。你为何不走到21世纪将要发展的方向上呢？

　　若是要问我21世纪发展些什么，具体的无法讲，但是整体是看得很清楚的！能够自信地告诉你，我懂高能物理，我认为你不要走这方向。

　　● 中科院物理系学生：杨老师您好，如今物理的发展愈来愈细、愈来愈多，投入其一都是一辈子的时光。但是感兴趣方向的可能有不少，如何平衡兴趣和自身精力有限这个问题呢？

　　● 杨振宁：我经常想，在我作研究生的时候物理学，与今天的物理学有很大分别。那时候物理学比较简单，有几个大的方向，在每个方向上学习一两门课，大概的意思均可以掌握了。

　　今天的物理或者说全部的科学前沿，都是愈来愈细、有不少方向。因此你要问怎么选择，我想是这样：要问你本身，尤为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哪一个方向？哪方面作得好？

　　要知道本身的能力和兴趣。我在美国教了不少年的书，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有两个最大的区别。一是美国学生训练的不够，而中国学生训练得比较好。第二点是中国学生比较成熟，比较努力。

　　但并非说中国学生就绝对好，很差的地方就是不够灵活，不够胆子大。

　　个人建议是，一方面要问你本身真正喜欢什么东西，真正的能力在哪一个地方。一方面考虑一下，想法是否是能够朝着胆子更大的方向走一下。美国学生对于掌握本身方向的能力比中国的学生要好。

　　●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生：杨院士您好，吴健雄先生帮您和李院士一块儿完成了宇称不守恒下的弱相互做用的实验证实。可是惋惜的是，吴健雄先生并无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的提名。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再有，一些学术上的热点咱们须要追吗？

　　● 杨振宁：须要补充一点，之因此吴健雄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李政道和我1956年写了这篇文章之后，认为宇称可能不守恒，而后咱们就提出来了好几种实验。

　　每一种实验都比较复杂，比较困难。当时不少的实验物理学家都不愿作这些实验。记得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来得到了诺贝尔奖，我对他说，我以为和李政道的这个文章有点道理，其中有一个实验，你的实验室比较容易作，为何不作呢？他开玩笑回答，这么难的一个题目，我要有一个好的研究生，我就让他去作，我本身不作。这是通常的态度。

　　因此你们都以为吴健雄很傻，她去作了一个你们都以为作不出结果的事情。吴健雄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她伟大的地方，就是她认识到，这是一个基本的实验，基本的实验既然尚未作，固然应该作了，因此不要管作出来结果怎么样，这是研究科学的真精神！这是她伟大的地方。

　　那么至于说她为何没有得奖，这是全部的人都不理解的。这个事情我想几十年之后，恐怕会有人研究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研究的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开会记录。诺贝尔奖基金委员会曾有一个规矩，某个奖50年之后能够公布当时讨论的记录。

　　但是他们如今改了，要在当事人都不在了之后才能够公布，那么李政道跟我如今都还在，因此不能公布。

　　关于追逐热点问题，选择热点的方向这固然是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要掌握本身的能力和兴趣。

　　本身的能力、兴趣与热点，这三个哪一个更重要？我会把热点放在第三位。由于如今门多得很，若是你有能力又在某一方向有兴趣，这样较容易成功。

　　若是你对热点问题并无兴趣，只是据说这个东西红得不得了，我想这个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办法。

　　做者简介：杨振宁，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22年9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38—1944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前后得获学士、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后创立“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因与李政道先生共同提出弱相互做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得到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历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和洛克非勒大学董事。

　　美国国家科学院、巴西科学院、委内瑞拉科学院、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科学院荣誉院士，曾经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鲍威尔科学成就奖，费萨尔国王国际奖等科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