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你会沦为底部阶层吗？

做者：孙骁骥。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骥观天下”（jiguantx）

 

 

最近，金融时报旗下的《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发布调查，指出中国高净值家庭最近投资占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小。根据调查结果，在过去两年中，绝大多数的家庭收入来自于投资获利。然而，获利状况虽在近期好转，却没有刺激高净值家庭加码投资，相反，非必须品的消费开支却在逐渐增高。

 

笔者对这个统计的准确性存疑，毕竟，调查的结果和样本的选择以及统计的偏差都有直接关系。不过，即便这个调查结果存在真实性的偏差，但它仍是反映了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增加模式已经开始了转型。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月12日在北京称，从此将采起四方面措施促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加的拉动做用。目前，消费已成中国经济“新增加点”。截至2017年上半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加的贡献率已超过60%，远高于投资。

 

咱们在认可这个转型大趋势的前提下，不难预料，将来的经济活动中，消费行为将成为重点中的重点。而中国在从投资型社会转型为消费社会的过程当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事件就是社会阶层的从新洗牌。与以往不一样的是，此次的洗牌标准已经从纯粹的财富累积转化为了消费能力。在这个不可逆的趋势中，你会不会成为被淘汰的社会底部阶层，落入财富的陷阱当中？

 

一，社会平均剩余价值扭曲，人力更加不值钱

 

所谓的经济增加从投资型转变向消费型，听上去有点玄，其实倒是很是现实而具体的事情。虽然长期以来，政府购买和投资拉动是中国GDP增加的主要动力，可是如今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国家强推的产业转型策略，经济领域的“范式转移”也已经成为现实。

 

回顾前两次全国范围的经济增加“范式转移”，首先是发生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其次发生在加入WTO以后。前者肯定了内地经济（外资、港资、台资）投资导向的经济基本面，后者则是在投资拉动的基础上肯定了出口加工型经济。

 

在此基础上，加上官方管制的外汇政策，强推中国经济增加超过十年的均值超过两位数。据统计，中国的GDP增速自1992年达到14%以来，一直是保持平均两位数增速，尤为在2003到2007年之间连续保持着每一年10-14%的增速。这种远大于世界其余国家的高经济增加就是上一个世代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不过，这套玩法从2001年一直走到今天，显然已经后继无力。所以，如今国家所谓的转变增加方式，实际上并非主动寻求变化，而是不得已的被动改变。从二十多年前只搞出口加工生产的方向上完全转变、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中间依靠投资拉动衔接过渡。

 

实际上，依靠2009年以来的投资拉动和铁公基建设，只能是一个临时缓解下行压力的办法。若是无法经过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加完全转变为消费型增加，那么不断印货币的刺激方法就会如同毒瘾同样停不下来，造成经济的恶性循环。

 

这直接形成中国长期以来高达50%以上的投资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了支持投资和表面上的经济增加，资金利率、水电煤土地等各类要素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 直接致使了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偏向于资本而非劳动力，恶化了劳资关系。

 

这就是2009年天量货币投放到市场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劳动力不值钱了，由于实体企业自己不值钱了，因而形成劳资关系被完全扭曲。

 

目前，这个恶性循环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已没法保持高增速。可是，在经济增速跌落7%之内的同时，中国的人均GDP绝对值的增速确实历来没有停滞增加。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国人均实际GDP的数值自1990年代以来，保持了超过20年以上的高增加，从当年的人均不到一千美圆到如今超过八千美圆，中国人均的经济收入倒是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增加。

 

因而出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增速跌到7%之内，但人均经济增加却一直保持10%以上增速。换言之，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速近年来低于我的的经济增速，这就意味着，人们收入的增长所致使消费意愿的增长与整个经济的低增速造成一对矛盾。

 

低价值、低智慧性的产业严重过剩，这又会致使社会消费品的不足，好商品价格太高甚至有钱也买不着好商品。所以，高净值人士有大把投资机会挣钱，可是不知道挣完钱怎么花，也不知道把挣到的钱往哪里摆，这成了他们的主要焦虑。

 

而对于低净值人群，或者说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他们可能面临着既没有足够的消费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增长，最后极可能将会所以陷入窘境。对他们而言，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有钱不知怎么花，而是不知道怎样挣钱。

 

能够这么说，2009年以来启动的中国版量化宽松，不只没带来经济转型，反而直接形成了整个社会财富资源的错配。急需钱的人不管如何挣不到钱，挣到大钱的人却在拼命的乱花钱，由于钱对他们来讲偏偏边际效用最低。

 

换一个角度，若是咱们从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来看，会更清楚的理解问题。所谓的社会剩余价值率，简单来讲就是指劳动力平均具备多少价值、在经济活动中占有什么地位，它须在一个平衡状态才有利于经济增加。

 

从1978年至1992年，中国社会的剩余价值率在500%左右波动；而后从1993年到2008年，剩余价值率则是急剧攀升，从618%上升到812%。特别是1998年到2008年，剩余价值率一直维持在800%以上；2009年后，剩余价值率跌倒最低点，而后在近年又逐年升高，回到2008年前夕水平。

 

这个数听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说明：自从90年代开始，劳资分配关系逐渐向有利于资方的方向发展，所以剩余价值率急速上升。而且在1998年-2008年间资方和劳方的失衡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这当中，存在着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率太高致使相对需求不足从而致使经济危机的潜伏基础。事实上，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也证实了以前的社会剩余价值率太高所暴露的隐患。

 

而在2008年后，中国的制度在短时间内又朝有利于劳方而不利于资方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人力成本的上升、人工的指望值广泛上升所带来的用工荒，企业盈利能力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降低，没法充分招工。这一时期所谓的劳方市场，其实不过是企业营商环境恶化、经济探底的附属产物。

 

而自从2013年至今来看，社会剩余价值率又在回升，看上去这像是启动了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循环，经济在向好发展。

 

但实际上，就业市场现在再一次的由劳方转向资方，却透露着一个危险的讯号。由于这一次的劳资市场结构的转换，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全民创业、打僵尸企业、国企混改这几大背景之下完成的。这几大背景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如今老企业死亡速度很快、新兴企业如流星般转瞬即逝、惟一稳定的是一小部分央企国企以及已经达到“温饱线”以上的民企。

 

若是说以前的劳方还有较大的工做选择权，那么如今随着产业转型和一大批传统企业的死亡，低技能劳动者甚至连选择工做的权力都没有了，收入来源与选择权被紧紧控制，整个市场天然就逐渐成了如今的绝对资方市场。而这，偏偏是危机的前兆。

 

二，社会阶层固化？实际上是阶层同质化

 

回到所谓的“消费型”经济增加。在社会总体的剩余价值上升、市场逐渐偏向资方的状况下，要想整个社会实现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就必然须要实现产业结构的总体转型，成为一种集中化的服务型经济。道理很是简单，若是一个社会中收入增加集中于某一个少数阶层，同时总体的投资增速在降低，那么整体的经济想要实现增加，整个社会的机能就必然要转变为大多数人为少数的高净值人群服务。

 

通俗一点说，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全民为超级土豪打工的社会。由于若是不这样，经济的新增加点就永远不会实际发生。实际上不仅是中国，这种转变发生在世界各地。

 

在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推行了半个多世纪以后，表面上的全球化、实际上的“逆全球化”是当下的全球趋势。从英国脱欧到加泰罗尼亚的公投，再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积极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世界的方向在发生转变。这个所谓的逆全球化趋势不要理解为各国开始闭关锁国、不相往来，偏偏相反，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只会增强而不是相反。

 

本质上，这个所谓的“逆全球化”实际上预示出的问题并非国际之间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减小，而是不一样阶层之间财富不平等的加重。不平等的加重，才是所谓“逆全球化”的根本缘由。以美国为例，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为1943万人，此后却持续降低，从2000年的1727万人最多时降低到2010年的1153万人，即便到2016年也只是恢复到1235万人。而且，这些愈来愈少的劳动就业者的绝对收入，在代际间的流动性也在持续下滑。

 

据统计，1970到2014年处于30岁劳动者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从90%跌落到40%。其中下滑最剧烈的是中产阶层，即收入排名处于30%到70%的人口。换言之，近三十年来，收入的增加主要集中在高净值家庭，中低收入阶层板结化、同质化的倾向很是严重。

 

美国的现实，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写照、全球的写照。

 

若是咱们观察两次全球化高潮期间全球的收入分布状况，会发现两个规律：全球化的过程一直都包含着收入不平等的加重，而这必然会在一段高增加期事后致使逆向的全球化浪潮。例如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第一次全球化的退潮过程则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收入平等化过程，而在70年代以来的新全球化浪潮下，全球收入顶层1%的人群，其财富增长了65%以上，而全球平均收入水平80%的人群，这二三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

 

换言之，最近一次所谓全球化浪潮自己就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其次，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越严重的国家，每每对于全球化的抵制也越强，例如美国和英国，而那些收入趋于平等的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抵制相对更弱，例如丹麦和瑞典。

 

说到中国，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是最近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直接受益者，尤为是掌握金钱命脉的大投资者和资本财团，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利最为丰厚。不过，当这个全球化浪潮开始退潮的时候，中国自2008年以来纯粹依靠投资和铁公基拉动的经济增加方式，已经完全耗散了社会的劳动力价值而且让经济走入了资源错配和低附加值的死胡同。在这个时候，转型是必然选择，实际上，也意味着大财团在必定程度的让利。

 

要谁让利呢？其实，控制社会的高财富阶层主要分为如下两大类，第一是近十多年依靠双轨制富起来的权贵阶层，另外是依靠各类手段与权力合谋从而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

 

有学者指出，权贵阶层虽然和私营企业主结为了利益共同体，可是却须要不断调整利益结构从而实现稳定的统治，资本阶层必须利用企业才能打通与底层劳动力的关系，以得到长期的给养。

 

俄罗斯学者雷巴科夫在分析苏联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时就曾指出，尽管权贵阶层也关注私有成分的存在而且保留了私营经济，但却又会想方设法将其控制在必定范围内，使其不至于过快增加，以致于影响到权贵自身对于商业和经济的垄断，所以，雷巴科夫写道：“在经济生活中，除非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不然他们（私营企业）注定要驻足于如今的位置，难图发展”。

 

这种对企业一边扶持一边打压限制的双重关系，不只是俄罗斯的现实，也是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民营企业，基本上成为了权贵资本的代理人，每一个人理论上都是为了大财阀打工，区别只是其位置是处于核心仍是外围。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阶层划分，十分相似于一个现代商业制度下的种姓制（Caste system）。这种制度当中，我的的位阶和财富依靠世代继承而来，而这种继承制地位的高低，通常经过政治和宗教地位决定，稳固且没法被转换。换言之，在这样的现代种姓制里边，阶级不但没有流动性，并且还会迅速的板结化、庸俗化。缘由在于，现代技术的力量及其对于人的强大控制力。

 

三，穷人思惟？其实这是来自媒体的灌输

 

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种姓制社会，也能够称之为一个现代的奴隶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上级阶层对下级阶层观念的控制很是重要。不一样的阶层拥有相匹配的观念以及行为模式，是这个社会保持平衡稳定的重要砝码。

 

若是从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来看，最简单的咱们能够把这个社会分为三阶层：权力阶层、资本阶层、打工阶层。在三者之外，还有一个完全陷于失败并将被逐渐淘汰的无用阶层。在信息化社会，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其实信息相对是透明的，这是和古代很是不一样的地方。正由于如此，阶层之间的焦虑、不满、以及对于阶层下滑的恐惧都很是透明，这种透明化也促使着社会总体的向前运转。

 

所以，一个社会要实现稳定，并非依靠切断各阶层的资讯往来，也不是要维持表面上的平静。偏偏相反，这种隐含的冲突和不满才是社会结构稳定的最大根源。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 在其名著《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曾精辟地讨论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有组织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对于社会秩序造成的意义。只要把这种冲突与矛盾控制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那么冲突自己就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持续运转。

 

控制咱们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不满和欲望的中介组织，就是咱们的媒体，尤为是深刻到社会肌理的自媒体。媒体向阶位较低的阶层主要宣传两件事情：

 

其一是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包括资本家、社会名人、明星等等，这种灌输让地位较低的阶层在仇富的同时也羡慕渴望活的富人的生活，他们不会反对这个游戏规则，而是会更积极的参与其中，渴望得到改变。

 

第二，媒体向大众宣传最多的还包括要摆脱所谓的“穷人思惟”，那就是要创建大胆消费、大胆挣钱的观念，便是所谓的“work hard, play hard”。而在现实层面，生财之道不易学，大胆消费的习惯却每每容易学会，用金融手段提早透支金钱的生活方式永远走在找到真正的挣钱方法以前。这直接会形成信用卡支出大于工资卡收入，消费支出大于劳动收入。

 

看一下如今的数据：咱们社会的消费的总额天天都在不断增长，但实际上，那不过是在一小撮高净值人群的带领下，愈来愈多的普通人陷入财务陷阱、透支将来的结果。

 

不管是透支性的消费行为、巨额房贷、仍是心灵鸡汤灌输的各类观念，实际上目的都是为了把人的财富和思想套牢，成为规则的遵照着而不是规则的颠覆者。所以，社会的总体稳定，以及利益阶层的统治与财富保障，必须依靠总体的高负债、高透支为前提。

 

香港的超级地租模式就是如此，内地的土地财政模式也是如此。其机制无非是利用了人的广泛欲望来驯化、控制人类，并使用媒体等现代手段操纵欲望的周期，从而间接的影响控制经济的周期。

 

所以，媒体对你灌输的观念无非是须要你顺从和高度参与，成为既定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规则修改者。社会庸众的心理机制造成之后，制度就再也不是从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得到了低级阶层的心理认同。低阶层的人们委身于被媒体主导的低级的娱乐和消费，周期性的知足本身低阶的欲望，而后自我麻醉之下持续作着低阶的打工生涯，而且想固然的作着低阶的我的投资……

 

当整个打工阶层的人从思想、行为模式、审美、生活追求各方面都变得廉价化和同质化，这其实就是整个低阶社会阶层被逐渐淘汰的前奏。前方拐点的出现，必然须要底层来支付大量的转型成本。

 

在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经济依然依靠计划政策打强行针实现增加的今天，绝不避讳的说，中国经济其实已正式进入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便是表示适龄劳工人数与工资水平的完全撕裂。随着全国城镇化的程度逼近60%，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数量实际上将在不远的将来触底，而用工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也不会有明显增长。

 

据统计，从2012年以来，16周岁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小了1500万人，并且将来每一年都会持续减小，与此同时，社会新兴企业广泛寿命撑不过三年。这种状况下，发展所谓的消费型社会并无强大的就业和收入支撑，惟一的办法即依靠继续放水的货币政策充盈帐面财富，而后用广泛透支我的信用、提早消费的办法来实现经济增加。

 

不远的将来，依靠资本拉动的大消费时代、居民高负债时代即未来临。货币的对内部贬值已是不可逆趋势，负债和消费，这两个经济引擎运转的“燃料”必然要依靠消耗大量的新增货币。所以，明智的人请捂住钱包，下一轮的抢钱游戏即将开锣。

 

与此同时，所谓的“消费即爱国”，这个说法极可能立刻就要重回现实。在这场消费经济的博弈当中，国家的动员力量是很是关键的环节，而被控制和操纵的依然是社会底部的打工阶层，获利者依然是控制资本流向的大财阀。身处低阶阶层的你，除非完全改变观念和思惟模式，充分利用他人的欲望和需求，严格节制本身的欲望，才有可能在这场经济大洗牌中实现财富的实际积累，避免落入现代商业种姓制的财富陷阱当中。

 

在这个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能够预见，资本家阶层的低阶和打工阶层的最高阶会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发生比较剧烈的阶层流动和博弈，而至于最高权力阶层和社会最底部的“商业奴隶阶层”，目前限于种种缘由，则极可能依然是难以搅动的一潭死水。